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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德清
出品 | 雷鋒網產業組
數字化在撬動著各行各業的大門，同樣也在撬動著政府的大門。
自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推進數字政府建設”以來，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就成為了各級政府的數字化“一號工程”，同時也都將“數據多跑路、百姓少跑腿”、“政務服務只跑一次”、“一次都不用跑”作為口號去推動著政府數字化轉型。
2020年8月，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中國電子政務發展指數排名從2018年的全球第65位上升到2020年第45位，達到全球電子政務發展“非常高”水平。其中，在線服務指數排名升至0.9059，指數排名大幅提升到全球第9位。
可見，在剛剛過去的“十三五”期間，我國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取得了可見的成效，這不禁讓人深思，正在開啟的“十四五”數字政府改革建設的邊界在哪里？
上海"試水"數字兩會
2021年1月，各省市都進入了兩會時間，就在上海市政協十三屆四次會議開幕的同時，一場特殊的“面對面”咨詢活動正在“云端”進行。
往年上海兩會期間，政府相關部門都會在會場擺攤設點，接待和解答會場內代表委員的應詢，但受場地和時間的限制，總體的接待量有限，會場人員密度也較高。
此外，線下擺點對于應詢單位來說，收集紙質材料完成數據整理也是一個大工程，不僅耗時耗力效率低下，且很容易出錯。
在防疫形式嚴峻，提高應詢答復效率等多重的原因的作用下，上海市政府辦公廳會同市人大、市政協有關部門，組織市大數據中心、騰訊公司，創新性地在“上海建議提案辦理工作”微信公眾號和上海“一網通辦”總門戶搭建應詢平臺。
代表委員只需關注“上海建議提案辦理工作”微信公眾號，或登錄上海“一網通辦”總門戶，在咨詢時段內輕點屏幕，即可選擇會場外的應詢單位開展實時交流。
44家應詢單位的672位業務部門負責人，在227條線路上為1600余名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提供在線咨詢服務。
據騰訊企點副總經理宿智星介紹，通過移動化實時在線咨詢系統，應詢人員可以提前編輯話術和流程，加快回復和溝通效率。
同一應詢單位還可以查看與該代表委員的對話記錄，代表委員不管是電腦還是手機，登錄后都可以進行歷史對話記錄查看，方便在多次咨詢時，能夠查找以往的對話記錄，提升服務的可追溯性、透明度和滿意度。
對于咨詢的辦理結果，通過電子化方式進行編輯、存檔，方便統計辦理信息和生成報告，電子化報告支持快速導出，生成紙質文件留存和查閱。
而組織管理方也可在活動期間，實時掌握代表委員的咨詢進展和應詢單位的溝通情況，實現對咨詢人數、排隊進度、接待狀態等數據的“一屏通覽”，及時指導應詢單位更好與代表委員回應互動。
春運伊始，健康碼開始“適老化”
1月28日，2021年春運大幕正式拉開，也就在這一天，刷身份證核驗健康碼的 “健康防疫核驗系統”在廣東省汽車客運站長者綠色通道正式啟用。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形勢下，所有人員進入醫院、火車站等公共場所出入登記、出示健康碼查驗已成為不可或缺的流程。
但絕大多數老年人不會上網、不會使用智能手機或沒有智能手機，無法顯示健康碼在很多地方成為了一個難題。
廣東省民政廳充分發揮省養老服務部門間聯席會議牽頭作用，在廣東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聯合數字廣東網絡建設有限公司，通過深入調研了解老年人最急迫、最強烈的服務需求，齊心協力連續奮戰1個月，于2020年12月30日全面升級改造健康防疫核驗系統。
該系統只需刷身份證，無需手機掃碼，就能進行出入登記和核驗健康碼
春運首日的廣東省汽車客運站中，老人們將身份證“零接觸”放在識別設備上方停留2秒，“粵康碼”信息邊實時出現在電腦屏幕上，綠碼的旅客快速有序通行。
就在2月1日，該系統又陸續在廣州站、廣州南站、廣州東站，廣東省人民醫院落地應用，為更多的人解決了不斷亮碼的麻煩事兒。
這一系統的使用，對于不會上網、不會使用智能手機的老年患者以及卡口工作人員來講，避免了填寫紙質登記表的繁瑣程序和極大工作量、大大減輕卡口人員擁堵的風險。
除廣東外，近期，四川啟用了全省統一的健康碼——“四川天府健康通”，并在發布之時就提供了解決老幼出行問題的“離線碼”功能。
下載打印“離線碼”后，老人、兒童可以隨身攜帶，并在7天有效期內使用。數據顯示，“四川天府健康通”微信小程序的離線碼功能上線兩周累積訪問次數超過250萬，已經有近200萬的老人、兒童用上了離線碼。
另外，在河北邢臺陸續推廣的騰訊云未來社區居民電子出入證也提供了離線出入碼。
除廣州、四川等地之外，深圳、北京的防疫微信小程序“深i您”、“北京健康寶”以及“國家政務服務平臺”也推出了“適老愛幼”的服務功能——“老幼健康碼助查詢”。
有了這個功能，現場防疫人員、志愿者或其他助查人打開相應的微信小程序，輸入老人、小孩提供的個人身份證號，便可進行助查，幫助其通過核驗、順利通行。
可見，在國家大力推行數字政府改革建設的今天，部分省市的政府管理者已經具備了數字化管理的意識。
此前擔任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就曾指出：要牽好“一網通辦”這個“牛鼻子”，聚焦“一件事一次辦”，縱深推進流程再造，更大力度減環節、減材料、減時間。
在廣東，則圍繞著居民、商事主體、政府人員打造了粵省事兒、粵商通、粵政易這三大平臺，并以這三個平臺為基礎不斷深化數字政府改革建設。
對此，業內人士對雷鋒網表示到：“目前國內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已經從此前的技術驅動，發展為今天的技術與業務雙驅動了。”
“在中國，政務業務一定是和具體的治理任務關聯起來的，反腐是任務、反恐是任務、疫情防控是任務、城市黑臭水體治理達標是任務、社保應保盡保是任務，是任務就必須要高度重視，就必須要又快又好地完成，任務的力度不一樣，政策就會不一樣，速度也會不一樣。”
國家發改委國家電子政務工程建設指導專家組專家羅建中在接受《中國電子報》采訪時表示到。
正如羅建中所說，數字化轉型從來不是技術部門的事情，而是一把手的事情，這個規律同樣體現在數字政府領域。
現如今，數字政府改革建設是國家積極推進重要建設之一，與此同時，各地方、各機構領導的任務是讓人民有更多的幸福感和獲得感，讓企業有更好的營商環境以及企業有更強勁的發展動力和競爭力，圍繞這些任務，需要政府機構從很多維度提供更好的服務，進行更多的業務創新，這必然要求作為重要支撐的數字政務網絡通起來、數據通起來、業務通起
顯然，驅動力的轉變推動數字政府改革建設的速度，但對于想要探索數字政府改革建設邊界的政府來說，單靠業務與技術來驅動足夠嗎？
在數字政府改革建設中，政府是絕對的甲方。
這個甲方并不只是政府采用合同外包等模式來完成自身的數字化項目開發。
在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浙江大學社會治理研究院院長郁建興看來，政府更加突出了“元治理”角色，即對治理的治理。
在他看來，民眾、企業等市場主體，行業協會商會等社會組織等均應享有參與數字治理的同等機會，相應地，政府作為元治理者，不僅需要作為治理主體積極推動自身的數字化轉型和參與經濟社會的數字化改革，還需要為公民參與、市場機制和社會機制等有效運作提供更加基礎性的治理規則。
基于此背景，郁建興認為，政府履行好“甲方”職責，首先需要確立“立足于未來思考當前工作”的前瞻性、系統性思維。數字化改革不是對已有經濟社會和政府治理形態做簡單的加減法，而是需要系統反思、重構已有組織、社會運行方式。
可見，不少地方都設置了“首席數據官”或“數據專員”等新崗位，突出了政府數字化轉型不只是公共數據治理機構的工作，但數字政府改革建設的重要目標恰恰是取消這些特定的數字化崗位，形成“人人都是數據專員”的全新格局。
這一思維的變化，將會帶來政府對組織內部人才如何培養、編制如何設置等全面重塑。
在當前，數字政府改革建設進程中，各級政府廣泛采用了購買服務、合同外包、特許經營等方式，廣泛開展與市場、社會主體合作。
顯然，在政府數字化能力總體較弱的情況下，政企、政社合作成為了加快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必要途徑。
但在郁建興看來，政府并不總是能夠恰當管理與第三方的合作關系。
一方面，政府作為科層制組織，常常習慣于命令-控制型的上下級關系管理，而合同制卻建立在平等主體間關系之上。這就內在地要求政府注重提高管理、維護橫向（而非縱向）主體間關系的能力。
另一方面，傳統的政企、政社合作更多發生在可預期目標、內容和質量的產品或服務領域，而數字化改革卻是一個有著高度不確定性的創新領域。在這一領域，政府的首要職責不是以公共財政投入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風險項目，而是為市場、社會主體的探索創新創造一個更加開放包容的環境。
顯然，政府內部的管理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優化，而實現這些改變，則需要政府進一步完善 “放管服”改革，用繡花功夫去細化工作。
事實上，面對數字政府驅動力的轉變，對與數字政府改革建設的服務商來說，也面臨著不小的挑戰。
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從“技術驅動”變為“業務驅動”，就意味著沒有現成的確定性“需求”，需要數字化服務提供商與客戶一起圍繞“任務”來設計相關的智能化應用。
這意味著，數字政府改革建設服務商不僅需要具備能夠基于歷史與現在的規則，在此能力之上，還要能夠與政府共同建立新的規則，提供更好的數字政府建設解決方案。
就以上海兩會的線上咨詢活動為例，騰訊需要在一網通辦平臺，面對兩會的場景迅速搭建起新的智能化應用，基于此前的一網通辦的入口，識別身份之后就可以登錄平臺，進行詢問。
在此基礎之上，騰訊還為智能化應用提供了相應的關鍵詞回復，智能調配等一系列智能化應用，多方面提高效率。
雖然看起來并不繁瑣，但對于服務商而言，其不僅僅需要懂技術，更需要懂政府業務，有行業生態。
在有了這些能力之后，服務商能夠在面對政府業務需求的時才能快速的實現場景化。
對于政府而言，其需要明白的是，數字化本身并不是最終目標，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才是一切政府工作的依歸。
“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能抽象理解為一種口號式的宏大敘事，它需要落腳到每位公民的具體福祉，保障他們的基本權利不受侵害，保證他們能夠充分共享數字化改革紅利。”郁建興表示到。
在此背景之下，隨著政府數字化改革的持續深化，各級政府需要更加重視從“建設”到“運營”的發展階段轉變，形成更加富有品質的數字化項目，讓民眾在數字化改革中更有幸福感。（雷鋒網雷鋒網雷鋒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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